晓明（北京） 引言 1893年12月26日出生的毛泽东，至2020年12月26日是他诞生127周年的纪念日子；而他在1976年9月8日去世，至今也已44年过去了。时至今日，在中国乃至世界，如何评价他一生的功过是非，仍然是一个十分敏感而又争论颇多的问题。 就以中国而论，对毛泽东的评价，肯定与否定两种针锋相对的评判是客官存在的。在官方的定论来说，认为他的一生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是“功大于过”； 但在学界、在民间却始终存在着肯定与否定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肯定者们认为，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 他“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使中国人民获得了翻身解放”， 他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等等颂扬之词不一而足。而否定者们则认为他实际上只是一个“农民造反者，是一个打江山、坐江山、当皇帝的独裁煮、迫狂狂”， 是他“把抗战胜利后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又重新跪下了，沦为了新的农奴，他执掌政权27年间那一系列疯狂而荒唐的政治运动害苦了中国人民，是中国人一系列大灾难的制造者”。 作为一个已故去的历史人物，后来的人们对他有不同的评价，无论是持肯定还是否定的观点，都应是正常的，可以通过各种不同观点平和理性的交流探讨，终会达成统一认识的。既使不能完全统一，也可以求大同存小意，还可以继续交流讨论。 究竟如何来评价毛泽东呢？只要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尊重历史事实，问题总会达成共识的。认真的回顾毛的成长、经历、特别是他执政以来的历史，个中的许多问题确是值得人们深入总结和思考的。 1976年的10月6日，在他去世不到一个月，他的余党江青等“四人帮” 就在中共内部的争权夺利斗争中被一举粉碎。自1978年中共八屆十一中全会起，官方对毛泽东的评价也作了某些修正，对他一生作出了“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的评价。邓小平、陈云、叶劍英、薄一波——等等一批中共领导人对毛泽东的评价发表了诸多讲话，是很有价值的。有学者指出他“建国有功，治国无力、文革有错”， 特别是邓小平重新执政后否定了毛的“阶级斗争” 理论， 改掉了他的“社会主义”， 在胡耀帮等一批改革派领导人的主持下，平反了毛制造的一系列冤假错案，经济上实行了改革开放，这对那时推动中国的前进是大为有益的，使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中国人不至于再受饥挨饿了。 然而时至今日，现实的中国社会却出现了诸多问题，使改革走上了邪道，形成了一个官僚权贵利益集团，他们疯狂地敛财，掏空国有资产，使贫富两极分化愈益严重，贪腐滋生蔓延，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假货充斥市场坑害国人，黄、赌、毒泛滥成灾，各种刑事犯罪和安全事故频发，官商勾结、官黑勾结及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多起，拑制言论、打压上访民众，強制拆迁，使弱势群体举步为艰——等等诸多社会问题严重存在，使广大底层民众怨声载道，愤怒无比，又无可奈何。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在当今的中国又出现了一股歌颂毛泽东的热潮，他们怀念毛时代的一切，极力批判邓小平在“‘猫论’、‘摸论’” 指导下的“攺革开放” 是搞“资本主义复辟”， 是“投降派、汉奸、卖国贼”； 一些人不但在网络上大肆“颂毛、批邓”， 甚至在一些地方（如河南滑县）出现了群众的遊行队伍拥毛、颂毛，个别地方（如河南郑州）则出现了批毛者被拥毛者殴打的事件，在网上看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有上万人遊行呼吁歌颂毛泽东，要求把他的出生日定为“伟人节”——等等之类的消息。这些网上的东西是否属实尚不得而知，但拥毛与批毛两种对立思想的客观存在确是真实的。故此在当今的中国，如何评价毛泽东就成了中国现实社会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解决好这一问题，这对推动中国社会的前进是至关重要的。正是基于此种认识，筆者也想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进行一番思考，发表自己的一些意见，供各方人士讨论、参考，并请教正。 一、对毛泽东评价绝对回避不了的历史事实 自毛泽东当政以来，像筆者这一代人从五十年代初起就是跟着唱颂歌《东方红》长大的，从小就是受党文化教育，拥护毛泽东的；青年时代的筆者虽然对那时社会存在的问题有看法，一些问题想不通，但那时认为毛是“正确、伟大的”，而问题是出在下面的各级干部身上。特别是在“文革” 中， 对毛泽东的著作和他的思想极为崇拜，响应他的号召全力投入“文革”运动之中，决心“誓死捍卫毛主席”， 誓言“ 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 其后随着运动的多变，使自己身受其害，随着岁月的流逝，特别是毛去世后，开始了改革开放，经济髙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以提髙；步入老年后逐步回忆、反思毛时代的历史，才慢慢地开始了重新认识毛时代的一切和毛的为人。 —— 如何评价毛泽东呢？ 就从歌曲《东方红》说起吧，这是陕西农民李有源在1943年根据陕北民歌作词，后由作曲家李涣之编曲的一首歌曲。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这首歌在中华大地几乎是老少皆知家喻户晓，数十年传唱不绝于耳。歌中唱到：“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 成了那个时代“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庄严颂歌。 勤劳诚实的中国人民长期生活在封建独裁专制的制度下，不但生活困苦，政治上也缺少应有的人权和民主自由的权利，他们是多么盼望在神州大地上出现一个救民于水火的大救星来拯救自己啊！李有源作词的这首歌曲，正是两千多年来中国广大贫苦大众朴实思想和良好愿望的真实反映。 毛泽东能承担历史的重任成为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么？劳苦大众朴实、善良、美好的愿望自此真能实现么？ 答案早已为无数铁的历史亊实否定了。亊实充分说明，对毛泽东的这种歌颂是彻底的错了，自毛当政时开始至他去世时止，二十多年间，人民非旦沒有得到翻身解放，过上幸福的生活，反倒陷入到了更为苦难的深渊之中却是不争的事实。 据有关史料记载，少年时代的毛泽东，从小就天资聪颖，勤奋好学，那时凡是他学过的东西都能熟记于心，加以运用。据说他少年时曾写过一首《咏蛙》的小诗：“陆水双栖池畔登，柳阴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从诗中可以看出，他从小就具有霸气和戾气，他的道德观是“我” 髙于一切，自小就开始形成了。 随着岁月流逝毛的成长，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共产主义的幽灵徘徊到了中国，正值青年时代的毛泽东选择了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客观地说，尽管他从小就具有一股霸气和戾气，那时的他是一个立志为国家、为民族求解放的青年人，一个有抱负、有理想的青年则是无容置疑的。后来是乌托邦的共产主义和列宁、斯大林共产暴力共产革命、阶级斗争的歪理邪说毒害了他，使他在此后的生涯中给中国人民带来的都是一次次的大灾难。 纵观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大凡政权的更迭，要么是暴君、暴民轮流坐庄，暴君对大众压榨得太厉害，其统治下的顺民就会变成暴民，揭竿而起，取而代之，暴民掌权后不用多久，自己也会成为新的暴君，这就形成了“暴君压迫——暴民起义——新暴君诞生” 的循环，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所谓“两暴文化” 史；或者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互相残杀，形成的所谓“宫庭政变” 史。 这些在中国历史上都是交替出现、屡见不鮮的。然而，不管是那种形式导致的改朝换代、政权更迭，都是“打倒旧皇帝出现新皇帝”， 都是“新独裁者打倒旧独裁者”；不管是哪一个集团当政，不管是谁当了皇上，人民都成了被欺骗、被奴役的对象，都是处在困苦之中却是不争的事实。这就是中国历史的周期率，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正是这么发展演变过来的。 当历史进入到二十世纪后，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封建王朝，建立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这在中国是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巨大变化。但，由于共和刚建立，封建王朝时代的思想意识尚严重存在，加之新军阀、新独裁者此消彼长，闹得国无宁日，劳苦大众生活仍然困苦——正是因为如此，给毛泽东一类的共产党人提供了进行暴力共产革命的机会，此时的毛泽东领导农民起义，向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夺权，经过国共两党两次的国内战争，毛泽东靠他那直逼中国劳苦大众饥肠辘辘的共产宣传，赢得了人民的拥护，靠他那过人的权术与阴谋，他最终打败蒋介石，夺得了中国大陆的统治权。此时的他还会像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一样，是一个独裁政权取代另一个独裁政权的循环么？ 对国共两党两次內战的是非功过我们在此姑且不论，因为那都是中国人自己兄弟间的内斗，只要胜利者一方在胜利后不重蹈过往历史上一个独裁政权取代另一个独裁政权的覆辙，人民都会髙兴并衷心拥护胜利者一方的，因为这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 假如在夺得政权后的毛泽东，能顺应历史潮流，一切为国家和人民着想，努力发展经济，提髙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他在取得政权之前许下的“建设民主自由的新中国”，“ 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选、平等、无记名的选举产生，并向选举他的人民负责。它将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等等许多诺言，中国早就会是一个宪政民主的国家，人民也早就会过上小康的自由幸福生活了。果真这样，毛泽东的历史就会要改写，他也就真的会成为人民的“大救星” 了。 … Continue reading 晓明：再论毛泽东的历史定位